曲解传统文化有碍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需要涵养的,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进行理性反思。《荀子·劝学》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今天,树立文化自信,当务之急需要我们破解以下问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着深厚的文化自信,但传统不等同于“复古”“守旧”,我们要“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1年,余秋雨在《当前中国文化的隐忧》中有几句话,用在这里还是比较恰当的:“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重点,那就是违背爱和善良原则,竭力宣扬中国文化中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统统称之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这实在是对中国文化的曲解。”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女德班”,有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当解释和不实认知,让国内外文化人十分诟病。当下,在文化建设方面一定要警惕这样的问题。

警惕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对传统文化要心存敬畏,不能过于功利。现在什么都讲有用,这也有历史根由。现代著名语文学家夏丏尊曾这样描述中国人的“实用主义”:“中国人在全世界是被推为最重实用的民族的,凡事都怀一个极近视的目标:娶妻是为了生子,养儿是为了防老,行善是为了福报,读书是为了做官……流弊所至,在中国,什么都只是吃饭的工具,什么都实用,因之,就什么都浅薄。”为什么学界近几年总是发生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事件,网络上出现唯圈子、梯子和场子这样的调侃,我们必须进行深刻反思。尤其应该反思,文化传统中的功利性是否还在延续和传承。

对传统文化不实认知。如果对传统文化不能正确认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就会大打折扣。现在我们开发了很多有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和活动,这本是一个好现象,就像民国时期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但要格外注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理性地思考,不能反常识。真正的优秀传统文化理解起来特别简单,就是钱穆讲的“尊亲重道义”。《礼记·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通过言传和身教,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教给学生做人和研究的方法。

现代社会十分重视民众的呼声,但不能盲目屈从“民意”。实行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理性。比如,我们在讨论决定重大问题时,通常会实行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但要警惕,民粹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思维,它往往是以多数名义出现的,对民主的破坏力很大。试想,如果民众受到民粹文化的支配,会不会形成多数对少数的?

在思考文化自信命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联系到历史中的人和事。盘点起来,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深远而重大影响的人物,注定不是时代的大多数,而是极少数人。放眼中外,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比如,乔尔丹诺·布鲁诺,在地心说被大众广泛接受时,他坚定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发展了“宇宙无限说”。这些在他所处的时代,使其成为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也正是这个原因,他的一生始终与“异端”联系在一起,为此颠沛流离,最终被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上。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我们在作理性分析的时候,不能盲目屈从“民意”,这是坚定文化自信需要自省的一点。

深入推进军民融合战略,着力提升国家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新兴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在数字经济时代,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的提升能够为厚植我国发展新优势构筑最为广泛、最为持续、最为强大的微观新动能。

电力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是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电力行业实现结构性转型是绿色低碳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今后五年对于助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好在哪里”“难在哪里”“路在哪里”,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企业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要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位。完善科技治理体系,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体系中企业和大学这两个基本主体的定位,为企业和大学创造好的环境。

我们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反对傲慢和偏见,倡导科技无国界、无障碍、无歧视的合作精神与合作理念,共同寻求科学的答案解答,共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是我国不断提高科技发展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正确选择。只要全体中国人民咬定青山不放松,充分激活中国人的潜能,中国在创新上一定能够“再攀高峰”。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最重要的是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财政、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要将就业目标置于更加优先的位置,根据就业目标进展情况,动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力度。

直播电商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因此,当前市场迫切呼唤更加完善的制度规范和正面引导,为直播电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无论范围如何扩大,国家安全学学科的核心本质没有变化,它是一门基于政治学的综合性、应用性的学科。当前在扩大国家安全学内涵的同时,应该特别注意明确其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

为保障委托代理实效,应对体制机制挑战,需要抓住机制设计的“牛鼻子”。只有做好权责区分、监管闭环的设计,才能解决委托代理面临“代理人道德风险”的问题。

在增强主体性的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实现本土化,但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建构封闭的纯粹地方性知识,而是以民族性、本土化的形式体现出以全部人类文明成果为基础、面向未来的普遍性内容。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过程中,既要维护全国大市场的统一性,又要考虑到地方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好两者的关键要素在于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和依法行政。

在当前发展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主要在需求侧,因此“分好蛋糕”以保持消费的稳定和扩大,是“做大蛋糕”即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前提,不“分好蛋糕”也难以“做大蛋糕”。

正确界定中国知网的相关市场,有利于社会各界包括中国知网、科研机构、高校师生乃至执法机关达成更多共识,在共识基础上回归理性,最终找到妥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

发展日新月异,部分老年群体好似数字时代的一叶孤舟,积极推进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红利,需要全面考量老年群体数字融入的困境,挖掘背后的影响机制,从而找到弥合路径。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具有与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通过平等协商得以解决。

数字化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建设,因此企业必须主动拥抱数字化。换而言之,数字化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企业适应数字经济、寻求生存和长远发展的必然选择。

如何有效规划并探索路径,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关键课题,也是“两会”接续讨论的重要问题,“粮食”“社会保障”“安全”等热议话题都突出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真扶贫扶真贫”到“真脱贫不返贫”,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通过创新观念、激活动力、稳定收入来源等方式,降低脱贫群体的脆弱性,增强其发展能力,不断改善其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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